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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心不已江海情--記嚴愷院士

采訪嚴愷先生,早已心向往之。出生于1912年的嚴愷,新中國水利界的一代宗師,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雙料院士。自1938年從荷蘭學成歸國,投身祖國的水利事業,他的足跡踏遍了中國的江河湖海;他的杰出成就,在國際水利界享有盛譽……

難忘荷蘭

1986年10月,荷蘭海牙國際機場,嚴愷享受到荷蘭人迎接國家元首的禮儀,他這次來是參加一項特殊的典禮。

已經建成了眾多世界水利杰作的荷蘭人,充分意識到防洪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荷蘭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后不久,經濟還處在恢復時期,就下決心投入數十億美元巨款,并奮戰三十余年,修建了舉世聞名的三角洲工程,建成了又一項世界之最——能夠抵御四千年一遇特大風暴的東斯赫耳特防風暴大閘。大閘由62座巨墩支撐,這些巨墩全部用世界著名科學家的名字命名,其中的一個閘墩被命名為嚴愷。

這是筑壩王國為中國科學家樹立的一座豐碑,而嚴愷此行的目的就是應邀出席大閘的落成典禮。與嚴愷同時參加典禮的貴賓中,有法國總統密特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比利時國王等。

嚴愷當場揮筆題詞:“Great Wall on the sea Wonder of the world(海上長城,人間奇跡)”。他的巨幅照片和介紹性文字出現在荷蘭報刊上。

51年前那個只身闖蕩荷蘭的東方學子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嚴愷上小學的那一年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那一年,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空前的文化涅 。這多少在嚴愷的性格方面留下烙印,他視創造為生命的第一要義,在任何一項工程中都極力體現他的創造精神,體現他的征服欲望。

嚴愷剛出生,父親嚴文炳就應本家兄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之一——鼎鼎大名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先生的邀請到京師大學堂任教,同時在北洋政府海軍部任職。嚴復是清政府最早選派到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深造的留學生,后來成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早期改良主義者嚴復雖然在論文《原強》中提到過歐洲的“均貧富之黨”,也曾在譯述的《天演論》中提到過“均富”說,但他主張維新變法,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號召人們救亡圖存。童年時代的嚴愷生活優裕,可7歲喪父,11歲又失去母親,靠著在寧波鐵路部門任工程師的二哥嚴鐵生提供經濟支持,才讀完了小學和中學。

為了減輕二哥的負擔,嚴愷成了一個頻繁跳級的“神童”。1929年暑假,嚴愷在家度假,二哥下班后說:“哎,四弟,你現在在家沒事,不能去考一個學校嗎?”嚴愷說:“我高中還沒畢業,考什么學校呀?”二哥說:“試試嘛!”嚴愷就真的去試了,不想這一試還真的就試成了,他被二哥曾就讀的高等學府——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錄取了,不過很懸乎,是備取生,而且是第二名。巧的是,這個第二名還真的替補上了,在11月份拿到了入學通知書。

能考上大學是很不容易的,嚴愷當然高興,可二哥犯難了,想了半天,說:“四弟呀,你念中學我還能將就著供應,可念大學就不是一個兩個錢了,你再找一找大哥吧。”二哥又給曾任海軍副艦長的大哥嚴又彬寫了一封信,信上說:“這個四弟呀,一定要幫他念書,他念書從來不做第二人。”

嚴愷知道這些錢來之不易,所以生活盡量節儉,同時加倍努力地學習,1933年,嚴愷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領取了唐山工學院的畢業證書,并且獲得了工學士學位。

1935年,蔡元培先生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決定選拔一名土木專業的技術人員到荷蘭留學。

荷蘭是水利工程的圣地,學土木的誰不知道這個留學名額的價值?嚴愷一聽到消息,便立刻從武昌乘船直下南京。7月,嚴愷從所有選手中脫穎而出,考取了中央研究院選送的庚款赴荷蘭學習土木、水利工程的研究生,于1935年10月到達了離荷蘭首都海牙7公里的大學城,邁進了德爾夫特科技大學。它是荷蘭最著名的以應用科學為主的國立大學,嚴愷成為在該校學習土木工程的第一位中國人。

荷蘭面積不及中國的1/200,當時人口還不到1000萬,它西、北兩面臨海,全國1/3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有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荷蘭人在與大海爭奪生存空間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水利工程奇跡。在荷蘭留學期間,嚴愷并不滿足于課本知識,一有時間就跑出去做實地考察。3年的時間里,他沿著荷蘭1075公里海岸線實地考察了海港和水利設施,千方百計地與德爾夫特水力試驗所聯系,到所里參加他們的模型實驗。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與實際應用能力,將來更好地為祖國的水利和海港建設事業效力。

1938年夏,嚴愷面臨最后的畢業面試,主持面試的是布克曼教授,他以博學和嚴格聞名,很少有人能第一次就贏得他的滿意,因為面試不及格而不能畢業的學生大有人在。布克曼的話嚴愷現在還記得:你們是搞土木工程的,一個小小的錯誤都是大量的金錢與血汗啊!

面試時布克曼教授提的問題很多,涉及的面也很廣,有的甚至超出了考試范圍,當嚴愷回答完最后一個問題時,布克曼教授的眼睛亮起來,面露喜色,跟嚴愷開玩笑地說:“真遺憾,我無法再見到你了!”

這一句玩笑里包含著布克曼教授對嚴愷的欣賞。

7月,嚴愷獲土木工程師學位。

愛的港灣

中國是個洪澇災害頻繁的國家。我們查一下歷史就可以知道,從公元前206年漢朝初期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2155年間,全國一共發生過比較大的洪水1092次,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洪水。長江流域,在這2000多年中發生過200多次大洪災,平均每10年一次。而多災多難的黃河,據史書確切記載,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間,黃河下游一共有543次決口泛濫,大的改道就有9次,這在世界河流史上也是罕見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全民族抗戰的消息傳到荷蘭。1938年11月,嚴愷乘上馬賽到上海的郵輪。

由于上海已經淪陷,于是在越南西貢停泊的時候他改乘西貢到海防的輪船,從海防走滇越鐵路前往昆明,一方面是因為二哥嚴鐵生正在昆明,另一方面中央研究院也已遷至昆明,他要去傅斯年任總干事的中央研究院。

1938年12月,他到了昆明,一安頓下來,立刻找到傅斯年任總干事的中央研究院,但研究院卻無法很快給嚴愷提供合適的崗位。正好云南省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需要工程師,嚴愷便去了那里,負責調查農田水利狀況,為水利工程貸款。

昆明對于嚴愷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僅因為他回國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也因為他在這座春城結識了西南聯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陳芳芷,得到了自己終生的幸福。

1940年2月,嚴愷接到了已從南京遷到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的聘書,受聘為水利工程系教授。這一年嚴愷28歲,這一年陳芳芷畢業,這一年他給她寫了好多信。“后來我就說,我們結婚吧。”嚴老在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說,“1940年7月,我們就登報結婚了,從重慶乘飛機到成都旅行一趟,算是舉行了結婚儀式。”

重慶中央大學水利系和航空系是1937年新成立的系,水利系多是留學回國不久的年輕教授講課,嚴愷就是其中的一位。當時沒有課本,也沒有印發的講義。雖然嚴愷上課時帶來了自己準備的教材,但極少翻閱,全憑記憶,在黑板上邊寫邊講,幾乎將授課內容全部用英文寫下來,連一些公式、數據也是憑記憶寫出的。只要你跟得上,抄記下來,就是一份基本完整的講義。

1941年7月25日,嚴愷幸福地做了父親,但伴著妻子眠歌的卻是日本鬼子飛機的轟炸聲。嚴愷買了一個大菜籃子,把兒子放在籃子里,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趕緊提著籃子往防空洞里跑。有時跑不及,炸彈在不遠處爆炸開來,他就躬著身子把菜籃子里的兒子護住。他當然知道這樣做并沒有什么用,但他除了敞開自己的懷抱,還能做什么呢?有時候,炸彈很近,屋上的瓦片都被炸碎了。而就在這樣的轟炸聲中,嚴愷往返于家與中央大學之間,擔任水利系教授的課程,他沒有耽誤過一節課——豈止是耽誤,就是連遲到也沒有過。因為他的杰出表現,他被行政院水利委員會聘為講座教授。

抗戰時期,在重慶中央大學簡陋的教室里嚴愷講授河工學、灌溉工程和港工學三門主課。當時的學校黑板報報道說:“同學某君聽至佳處,不禁跳出座位。”一時傳為佳話。

遺憾的是時間不長,嚴愷就不得不離開中央大學。1943年,蔣介石兼任中央大學校長。有一天,蔣校長突然一身戎裝來到了中央大學,來了就訓話,看到這一幕,嚴愷丟下一句對蔣校長“不敬”的話:“他蔣介石想當什么官不行,偏偏要來當什么大學校長,你們看看,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難道他那個樣子就像個大學校長。”憤然辭職。

1943年10月嚴愷離開重慶,應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邀請前往西安,加入了因為抗戰而西遷至此的黃河水利委員會,任黃河水利委員會技正兼設計主任,參加治理黃河工作。他在一年半時間內負責完成了“寶雞峽水電站”、“渭河治理”、“黃河下游治理”等重要規劃設計項目。1945年3月,他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寧夏工程總隊總隊長,率領近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對寧夏地區黃河流域進行綜合的地形測量和水文勘測,提出整個灌區的改建和發展規劃,編制了《寧夏河東河西兩區灌溉工程計劃綱要》。1946年10月,他又回到黃河水利委員會擔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根治黃河的綜合計劃,想為黃河治本問題做些探索和研究工作,同時還兼任河南大學水利系主任、教授。

從1943年任職黃河水利委員會,到1952年赴南京組建華東水利學院,嚴愷的足跡踏遍了祖國北方的各大水系。在寶雞峽勘測過程中,他上高山,下深谷,有一次從山坡上滑了下去,幸好下面有一條小溝,這才沒出大意外。同事們都嚇出了一身冷汗,可嚴愷自己爬上山坡,繼續向前,就像什么事都沒發生一樣。他走起路來快步如飛,一小時走七八公里路,快得叫人跟不上。有一次走得太急,又要爬山,布鞋小,擠得大腳趾化膿,他堅持著把工作做完才去看,結果醫生說太遲了,這個腳趾甲可保不住了。嚴愷說,那就拔掉吧,說得比醫生還輕松。為了搞好勘察,一壺水、兩個雞蛋、幾個饅頭,他就能撐一天。

在賀蘭山的深處,幾十里沒有人家。荒山野嶺,嚴愷帶著人,背著行李,找到人家就投宿,卸下門板就當床,第二天一大早再給人家裝上。如果沒有人家就露宿大山,夜里虱子、跳蚤無孔不入,咬得人坐臥不寧。

1948年2月,他被聘為交通大學水利系教授,同時由上海市公用局聘為港工講座。此外,還擔任過上海港規劃和錢塘江口治理的顧問工作。他設計了突破傳統的直墻式錢塘江海塘,一種新型的斜坡式海塘,抗涌潮效果良好,至今屹立于杭州灣北岸。

天津情結

天津是嚴愷生命里的一個重要驛站,不僅僅因為他1912年8月10日出生在這個港口城市,更因為天津新港回淤問題研究是他建國后負責的第一項重大研究課題,這也是新中國的第一項重大航運工程。

1951年8月25日,中國科學院一份急電發往上海交通大學嚴愷處:“我院聘先生為專門委員,并請代表我院為塘沽新港建港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已通過,即請俯允電復為禱。吳有訓25日。”接到電報,嚴愷立刻復電:同意擔任塘沽新港建港委員會委員!至此,嚴愷參加了新港的恢復、改建和擴建工程。

位于渤海灣的天津塘沽港(后更名為天津新港),是1939年日本為掠奪、盜運我國資源而修建的半拉子工程。日本投降時,拿走或銷毀了所有建港資料。由于缺少原始建港資料,一直不能有效解決航道淤積問題,港口陷于癱瘓狀態。

作為北京的東大門,天津新港自有其特殊的價值,再加上天津作為我國重要的工業與港口大都市本身發展的需要,在此重建一個大港勢在必行。

然而,因為新港位于海河口渤海灣頂部的淤泥質潮灘上,泥沙不斷回淤成了港口存在與發展的主要障礙。難題擺在這里,但當時新中國在國際上尚處于被孤立、被封鎖的狀況,沒有人會來幫助。即使有人愿意幫助,天津新港的泥沙回淤也是中國的國情,國際上并無先例可循。再說,僅有的一點建港資料,也被日本人全部帶走了。顯然,建港的事業只有完全依靠我國自己的科學家了!解放初期,天津新港的回淤研究被列為國家和中蘇科技合作的重點項目。當時水電部一位蘇聯專家說,新港的問題很復雜,類似的問題蘇聯也沒有解決。言下之意就是,中國人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援華的蘇聯水利專家曾說過這樣的話:“中國的河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掌握的河口資料是世界上最少的。”

1951年當嚴愷被政務院派來重建塘沽新港時,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局面。為了使淤積癱瘓的港口起死回生,嚴愷和同事們從頭做起,一邊調查勘察,一邊測繪、記錄,逐步建立起港口及周圍海域的氣象、水文、地質地貌等一整套珍貴資料,受到當時蘇聯專家的好評。在此基礎上,嚴愷成功提出了解決港口回淤問題的方案,為該港的改造、擴建和日后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2年,塘沽新港雖然宣布開港,萬噸級的輪船可以乘潮入港,但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高昂的:每年都需要挖除泥沙500萬—600萬方,花費350萬—400萬元以上的資金。對于一個當時年吞吐量不到200萬噸的港口來說,這筆費用可是太昂貴了。而且,泥沙問題始終是個困擾。

1955年5月,43歲的嚴愷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56年,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把新港回淤問題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來。1957年,新港回淤問題訂入122項中蘇技術協作項目之內,協作名稱為:“減輕新港回淤措施的研究”。國家把協作任務交給交通部,時任交通部副部長的譚真來到南京,找到已兼任南京水利科學研究所所長的嚴愷等同志開會,表明交通部希望南京水利科學研究所來承擔新港的回淤問題研究。當時在場的許多專家都面露難色,認為沒有研究條件。只有嚴愷力排眾議說有條件,我們可以也應該承擔起這項艱巨的工作。

嚴愷在直接領導新港回淤問題研究時,創立了“理論指導、科學實驗、現場觀測三結合”的學術指導原則。理論上,強調海岸動力學、地貌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提出科學的理論描述;進行新港細顆粒泥沙特性和水工模型試驗研究;同時強調研究工作一定要建立在對港口氣象、水文、地貌等等方面進行實地考察勘測與調查的基礎之上。

嚴愷組織國內十多個單位對港口及其周圍海域進行了空前規模的氣象、水文、地貌現場勘測與調查,開展大量的專題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同時,回淤問題經過水文泥沙、地質地貌、港口航道等多門學科的聯合攻關,突破了細顆粒泥沙回淤難題。1958年在海河口修建了擋潮閘,對控制港口回淤起了重要作用。

這一項研究成果為新港的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也證明了淤泥質岸灘仍可興建深水港口,這對國內外建港理論都是一個重大突破,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在這一研究基礎上,結合新港發展規劃繼續進行了多年的研究,現在已經可以比較準確地預報港口和航道的回淤量。

2001年春天的一個下午,重返天津的嚴愷欣慰地回顧了新港的發展歷史,他輕輕地說出了一串沉甸甸的數字,這一串數字并不是什么天文數字,但卻會讓整個水利科學界都永遠記住它的分量:

1952年,新港的吞吐量只有170萬噸;

1988年達到2100萬噸;

1993年達到3000萬噸;

1995年達到5000萬噸;

2000年達到9566萬噸;

2001年突破1億噸,成為僅次于上海港的第二大港,天津塘沽新港是世界上水域面積最大的人工港。

隨著中國淤泥質海岸研究的不斷擴大與深入,嚴愷提出的“海岸動力學”和“海岸動力地貌學”兩門新邊緣學科也得到迅速發展,逐步形成相對獨立而較為系統的新學科。在他直接指導下,1980年,由河海大學(原華東水利學院)薛鴻超、顧家龍、任汝述編寫出中國第一本《海岸動力學》。1989年,由華東師范大學王寶燦、黃仰松編寫出中國第一本《海岸動力地貌》。這反映出,中國在此學科領域已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嚴愷成為我國海岸動力學和動力地貌學的主要奠基人。

力促三峽工程早日上馬

自從嚴愷選擇了水利的那一天起,他就注定了要與長江結下不解之緣。正是這條狂傲不羈的大河,蘊藏著無限巨大的能量。古往今來,有很多科學家、思想家想要把這巨大的能量發揮出來。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就提出了在三峽建壩的美好設想。我們也都還記得另一位偉人毛澤東的豪放詩篇:“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

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人們一方面看到長江的巨大能源優勢,看到化水害為水利后長江上發電、灌溉、航運一片升平景象;另一方面卻對目前的開發能力、長江尤其是三峽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的保持與維護深表擔憂。

60年代,嚴愷兼任長江口整治研究領導小組組長,參加了長江上游金沙江流域的勘察、規劃工作;1960年領導了長江口航道整治,指導上海港擴建工程;70年代以來,他兼任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技術委員會顧問,參與重要項目的攻關;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規劃、論證,并極力主張該工程宜盡早上馬。

上世紀70年代,他參加了我國當時最大的水利工程——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技術指導與重要技術攻關工作。1973年,為解決葛洲壩水利工程中的復雜難題,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他率“中國水利考察組”到美國進行了為期八周的技術考察,為工程續建提供了科技資料。當時中美關系處于微妙階段,嚴愷率領的代表團在美國既受到熱烈歡迎,又備受矚目,所到之處,新聞記者窮追不舍。嚴愷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有理有節、不卑不亢地回答記者的各類問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

葛洲壩建成以后,嚴愷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大型水利樞紐工程的可行性論證工作,他一貫主張三峽工程宜盡早上馬,這將對我國經濟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979年5月29日,嚴愷飛赴北京,參加向黨中央、國務院匯報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他力主三峽工程盡快實施。風險當然是有的,但只要有了勝利的把握,嚴愷的心里便總是充滿了征服的豪情,因為這是他有生之年魂繞夢牽的重大項目。

80年代,他兼任長江口航道治理領導小組成員、科研組組長,為解決10萬噸級輪船駛入長江口,確保寶鋼碼頭的前沿水深出謀劃策。

1983年由嚴愷起草的第一份《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可行性報告》提交國務院。鑒于三峽工程的極端重要性與復雜性,1986年4月,國務院又做出決定,由水利部牽頭,成立長江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廣泛組織與工程有關的各方面專家,對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再次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論證。嚴愷應邀擔任泥沙專家組顧問和生態環境專家組副組長。

1988年8月,嚴愷作為中國水利學會的理事長,主持了長江三峽“對中原湖區影響”、“對河口影響”座談會和長江三峽以上地區“歷年來沙變化趨勢”討論會。

為此他多次在有關會議上大聲疾呼——

1989年2月27日至3月7日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第十次(擴大)會議:“三峽工程在綜合開發利用長江水資源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對我國經濟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要充分看到三峽工程的巨大防洪、發電和航運等方面的綜合效益。要爭取三峽工程早日興建……”

基于憂國憂民之心,嚴愷對某些問題直言不諱。某高層領導在可行性報告報審之前說,主張上的有道理,主張不上的也有道理,并說當前正在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三峽工程五年內不會考慮。 嚴愷認為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講話,是對三峽工程這樣重大的水利工程不負責任,他在會上就嚴肅認真地說:“我認為在可行性報告即將報審還未見到報告時,就急于對三峽工程表態是不夠慎重和難以理解的。即使作為內部講話、個人意見也是欠妥的。”

1990年7月,國務院召集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為了參加這次會議,嚴愷提前結束了正在荷蘭參加的國際海岸工程會議(ICCE),于7月12日趕到會場,作了發言:“從主觀上講,我是希望三峽工程能夠盡快上馬的。”每一次論證就是一次拖延,但每一年的洪水季節,住在揚子江邊的嚴愷都提心吊膽。他的擔心不是多余的。第二年,即1991年夏天就爆發了全國性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國家損失約3000億元人民幣的慘重后果。而如果三峽工程在1986年上馬興建,工程造價也只有300億元。

1992年1月15日,嚴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從生態與環境角度看三峽工程》一文,并得出結論:“總之,修建三峽工程宜早不宜遲。”

文章發表后兩個半月,即1992年4月3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動議。

1994年2月25日,嚴愷又親臨三峽工程現場,受聘擔任中國長江開發總公司技術委員會顧問。

1994年12月14日,三峽工程舉行了隆重的開工典禮,已經82歲高齡的嚴愷先生靜坐在長江岸邊,傾聽著江水的澎湃聲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1995年5月,嚴愷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7年11月8日,令全世界矚目的時刻,嚴愷坐在長江三峽大江截流的觀禮臺上,與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全國人民共同分享了大江截流的巨大喜悅。

2000年6月6日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東方之子”為了配合兩年一度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大會,播出了院士專訪系列節目,第一位推出的就是嚴愷。6月1日,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一期已經完工,航道水深已達8.5米,通航在即。嚴愷掩飾不住興奮之情來到上海,在長江口的航船上,嚴愷萬端感慨凝成一句話:“大自然美啊,大海尤其美。”這是一個與水利與海洋打了七十多年交道的世紀老人對自己所獻身事業的崇敬與熱愛。

在“東方之子”節目中,嚴愷感慨中國的水利史開始之早,同時也對我們今天把“水利”一詞理解得太窄深感憂慮。他說:“司馬遷在《河渠書》中說:‘甚哉,水之為利害也。’水利這個詞很好的,外國是沒有的。水利不僅僅是工程的問題,而且是對水資源的利用。這個海啊,的確了不起,對于我們是個很好的資源,我們應該利用好它。要興水之利,防水之患。”

“嚴”字當頭

新中國成立后,嚴愷除擔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水利廳廳長外,還在1952年籌建了中國第一所水利高等學校——華東水利學院(今河海大學)。草創時期,千頭萬緒,嚴愷首先抓師資隊伍建設。建校初期有16名教授、5名副教授,其中多數是他請來的學科帶頭人。為了給他們創造教學、科研、生活條件,嚴愷咬牙一次買下了20幢花園洋房。

1982年,當華水建校30周年之際,作為教育家,嚴愷先生提出了熔其教育思想和治學、做人之道于一爐的十六字校訓:“艱苦樸素,實事求是,嚴格要求,勇于探索。”正是在這樣一位我國水利與海岸工程界泰斗的領導下,經過幾十年的奮斗,河海大學發展成為以水利為特色的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的教學科研型多學科性全國重點大學,也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學科最齊全的水資源專業高等學府。

為了自己所鐘愛的水利事業,嚴愷向個人健康挖掘潛力,爭分奪秒擠時間。無論在校工作,還是外出勘察、開會等,嚴愷都絕對準時。起初司機不了解這一點,有時提前到了,就按喇叭催他,嚴愷對司機說:“別按喇叭,我會準時出來的。”后來司機發現,嚴愷上車與約定的時間不過相差幾秒鐘。

去北京開會,如果是乘火車,他總是叮嚀買66次車票,如果工作人員買了其他車次的票,他會發脾氣。后來工作人員在一次黨員民主生活會上向他提意見,嚴愷認真聽取了批評,并檢討自己發脾氣的錯誤后說:“我這一把年紀了,再也浪費不起時間了。66次火車從南京到北京是晚間運行,這樣我上車那天照樣可以干手頭的工作,上車后睡一覺,第二天到北京又可以辦不少事。”

嚴愷一貫以守時著稱,可自己用的卻是一只老懷表,每次會議開始,嚴愷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懷表從身上取下,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以便嚴格掌握時間。這塊懷表是30年代在歐洲留學時買的。秘書建議他買塊手表,使用起來可能方便些。嚴愷說,這塊瑞士產名表走得非常準,怎能扔了呢!

曾長期與嚴愷共事,擔任過水利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正英院士說:“與嚴老的交往中,我深深體會到他那‘嚴’字當頭的特點。在1956年以前,他并非中共黨員,但在討論華東水利學院工作時,他對黨員干部以至黨委書記提意見,都是直言不諱,從無顧慮。以后我雖不兼任院長,由嚴老擔任這一職務,但他每次來京,必電話告我,或在辦公室或在我的家里,他對工作,對我個人以至對國家大事有什么意見,都是坦誠相告。有時候,他推開辦公室門,坐下來就提意見。全國水利工作的一些重大問題,我也隨時向他請教。幾十年來,水利建設的一些重大決策,如江河治理、葛洲壩建設、三峽論證以及水利機構設置、人事安排等等,他都認真負責地參與研究。他提的意見,都是從大局出發,經過深入思考的,明確中肯,使我受益匪淺,我很慶幸有這么一位師長和知交。”

傳聞中嚴愷最愛吃面條,其實那是他為了推掉應酬,才“篡改”了自己的口味。原來,嚴老的名氣很大,水利事業又需要各地奔走,每到一地,當地的領導為顯示尊重與熱情,總是擺上一桌酒席宴請他。起先,他總是嚴詞拒絕,搞得彼此都很尷尬。后來再遇到宴請,他也不說什么,只是推說自己身體不好,請主人上一碗面條,然后快速吃完。后來一位下屬問起嚴老“愛吃面條”之事,嚴老說:“我并不愛吃面條,我要求吃面條,是因為它簡單,吃完了就可離席。”

1997年,他主持提出了長江口南支北槽整治方案,建議開辟12.5米深入海航道,使5萬噸級海輪和第三、第四代集裝箱船全天候駛入上海港,為把上海建成國際航運中心創造了條件。這項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已于1998年1月27日正式開工。

嚴老的抽屜里摞滿了大大小小的工作筆記本,這是他的寶貝,是他幾十年工作的記錄:“我幾十年參加的工程項目不少,天津新港、長江口、珠江口、太湖流域、錢塘江、葛洲壩等,到哪里我都隨身帶著筆記本,隨時記錄有關情況、數據,遇到問題我常查過去的記錄。有些我現在還在整理。”

雖然兒子從來沒有得到過嚴愷的特殊關照,但是父親對于事業的執著追求卻指引著兒子的職業道路。嚴愷的兒子嚴以新讀完博士從美國歸來,繼承父業,現在他已是河海大學副校長。

2005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看到嚴愷時,曾親切地說道:你們嚴氏一門三代都搞水利。嚴以新曾對筆者說道:“由于從小在家里看到的就都是水利方面的書,就連父親給他們講的故事,都是水利前人的事跡,所以自己雖然后來完全有機會選擇別的大學和專業,但還是選擇了與父親研究領域類似的海洋及海岸工程專業,繼續從事水利事業。”如今,嚴愷的長孫也入了這一行,嚴氏一門搞水利已經延續到了第四代。

嚴愷,一位把人生的價值寫在江河湖海之上、萬千桃李心中的水利大師,他對祖國的深情,反映在他人生的足跡、赤誠的奉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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